我国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

3月12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，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。周强指出，2018年，发挥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作用，为群众诉讼提供服务，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。上线“类案智能推送”“法信智答版”等系统，建设智能语音云平台，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辅助。推进电子诉讼应用，逐步实现网上阅卷、证据交换、网上开庭和电子送达。浙江法院开展移动微法院试点，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“指尖诉讼、掌上办案”的便利。制定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司法解释，增设北京、广州互联网法院，杭州互联网法院依法审理涉“小猪佩奇”著作权跨国纠纷等案件，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。对此，笔者做以下解读：

自我国首个互联网法院——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挂牌运行以来，经过一年多的审判实践，成绩斐然。2018年7月6日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、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》，决定在北京、广州两地增设两家互联网法院，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，健全完善互联网案件审判格局。2018年8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《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、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》，至此，我国互联网法院试点已达三家，这是我国司法改革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，尚属世界首创。

互联网法院设立正当其时

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是司法主动对接网络强国战略、服务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，体现了改革的责任导向。实践证明，在杭州、北京、广州等互联网产业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互联网法院，实行“网上案件，网上审理”，极大地提高了司法办案的效率，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便利。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一年多来，依托在线审理诉讼平台，受理立案申请超过3.6万件，立案1.5万件，结案1.3万件，平台访问量已超过1200万次，平均为当事人每人每案节省开支近800元、节约在途时间16.8小时。

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、探索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，体现了改革的问题导向。成立专门管辖涉互联网案件的专业性法院，无疑为今后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积累、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司法平台。2018年9月9日，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当日，电子诉讼平台的访问量就达到了6.2万次，收到立案申请89件。互联网法院与传统法院最大的不同是24小时“不打烊”，当事人不需要到法院，案件的起诉、调解、立案、送达、庭审、判决、执行等诉讼环节都能通过法院的电子诉讼平台全程网上办理，实现了“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群众少跑腿”。

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推进司法供给侧改革、落实司法公正为民宗旨的有力抓手，体现了改革的目标导向。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改变，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时间、空间、质量和效率维度。互联网法院的设立，彰显了互联网具有的“泛在性、通用型、低成本”等便民优势。

为统一规范杭州、北京、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的线上诉讼活动，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会议于2018年9月3日通过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并自2018年9月7日起施行。《规定》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、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，以及在线诉讼的身份认证、立案、应诉、举证、庭审、送达、签名、归档等诉讼规则，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。

互联网法院固证存证更便捷

《规定》明确指出，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，通过电子签名、可信时间戳、哈希值校验、区块链等技术手段，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，互联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。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对上述固证存证手段进行法律确认。

这弥补了仅依靠公证程序认定电子证据的不足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使用以上技术手段是提升电子数据证据效力的有效途径，并不等于能证明了证据的真实性，因为前述技术形式本质上不属于取证技术，而是一种固证存证技术。

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6月首次确立了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审查规则，2018年9月又建立了司法区块链平台，解决电子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生成、存储、传播、使用，特别是生成端的可信问题，以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推动互联网行为规范化。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平台自2018年9月18日上线运行至2018年12月底，平台存证量突破1200万条，通过司法区块链平台前置调解纠纷191件，正式立案88件。

互联网法院审理“史无前例”案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