屠呦呦解密“523”任务！

　　屠呦呦解密“523”任务！

　　我的祖国，即将迎来70周年华诞。说来也是一种巧合，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被筛选锁定——这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一步，恰好是1971年10月4日，祖国的22岁生日之际。那时，她还是百废待兴。如今，她70岁了，早已今非昔比。

　　当我代表“523”研究团队捧回中国内地第一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我心里就是这样念着，这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为祖国捧回的一件礼物，更是沉淀着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奉献的一件礼物。

　　可能有很多人因为诺奖而记住了我，而没有机会深入了解“523”研究团队，这是由山东省中药研究所、云南省药物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、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、广州中医药大学、上海药物所、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几十个单位的500余位专家组成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团队。试想，没有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，又怎么能组织这么多的专家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青蒿素并取得药物研发成功呢？这是当时发达国家都不能解决的难题。

　　其实，青蒿素的研究，最初是一项援越战备紧急军工项目，为了保密，就以1967年5月23日的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“523”任务。“523”项目的任务十分明确，就是通过军民合作开发防治疟疾药物，同时对所开发防治药物的要求是高效、速效、预防药物要长效。

　　我至今还记得，1969年1月21日，全国“523”办公室主任白冰秋、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同志一行三人来到中医研究院(现中国中医科学院)传达任务的情形。当时，两位主任说，因为疟疾，美国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多，并动员几十个单位搞抗疟药研究，越南因疟疾的非战斗减员也非常多；中国北京协作区也已有好多单位参加抗疟药的研究，希望中医研究院中药所也能参加。那时候的中医研究院是“文革”的重灾区，科研工作全面停顿，但还是接受了这项政治任务，并由我来担任课题组长。

　　接受“523”抗疟研究任务时，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，深感国家对我的信任，也深感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不辱重托，全力完成任务。这句话并不是说说而已。

　　是历史的机缘，让中药研究所团队从中医药经典论著中为人类健康发掘出一份礼物。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。”这是东晋葛洪所作《肘后备急方》对青蒿的描述，我们最终成功研制青蒿素，其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里。

　　特别需要一提的是，上个世纪70年代，科研条件还比较差，但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不畏艰辛、勇于担当，实验和临床紧密结合，几度深入海南疫区，为疟疾患者送医送药。我们曾以民用的大水缸作为提取容器，在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又缺乏通风设备的条件下，不顾健康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为了青蒿提取物尽快上临床，在初步动物安全性评价后，团队成员争相以身试药。回顾往事，正是团队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引领了青蒿素的快速研发，从发现青蒿有抗疟苗头到青蒿素首次临床试用只用了两年时间。

　　我的名字取自《诗经》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芩”一句，“芩”就泛指“蒿类植物”，父亲用《诗经》这句诗文中的“呦呦”二字，加上屠姓，就有了屠呦呦。没想到，我一生中的事业，也与青蒿素结了缘。

　　现在，距离青蒿素发现已经过去了40多个春秋，我也已年过八旬。回顾过去的40多年，青蒿素经历了从化学物质变成药物的过程，并作为抗疟首选药物在国内外抗疟临床得到广泛应用，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健康福祉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2000年至2015年期间，全球可能患疟疾的人群中疟疾发病率下降了37%；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60%，全世界共挽救了620万人生命。这一成绩，归功于疟疾防治的综合措施。

　　虽然发现青蒿素已经快半个世纪了，但其治疗疟疾的深层机制仍模糊不清。近年来，青蒿素研究中心引进了新生研究力量，比如创建了青蒿素多靶点学说的王继刚研究员。他曾采用化学生物学方法，研究血红素激活青蒿素的过程，发现激活的青蒿素可与疟原虫的100多种蛋白以共价键结合并使之烷基化，破坏疟原虫的诸多生命过程，从而杀死疟原虫。这个血红素激活的多靶点学说已得到国际抗疟学界的认同。在国家自然基金资助下，我们继续以多靶点学说为框架探索着青蒿素的重要靶标和相关通路，有望揭示青蒿素抗疟的深层机理并促进更有效地临床用药，同时也有望对于青蒿素的耐药现象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寻求对策。